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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治“五多”,“雙十條”為什么能行

來源:中國軍網綜合作者:馬巾普 趙丹鋒 周 遠責任編輯:姬彩紅
2019-05-14 10:26

第81集團軍某旅官兵訓練間隙較把勁。周鵬搏攝

“雙十條”火了。

去年6月,第81集團軍推出《為基層減負增效“雙十條”措施》。就在最近一個月,“雙十條”電子版借助強軍網,被友鄰單位爭相借鑒參考。

日前,中央明確2019年為“基層減負年”,全軍上下積極響應,打好“減負攻堅戰”。一些部隊在尋找對策過程中,發現了不少矛盾問題。

那天,該集團軍組織處處長徐春紅接到好幾撥友鄰單位打來的咨詢電話,都是要學習“雙十條”的經驗做法。在通話中,友鄰單位同志訴說了各自的尷尬與無奈。

—某部機關去基層調研,官兵表現得并不積極,甚至對機關能否徹底糾治“五多”信心不足。有人直言:“這樣的調研見得多了,目的是為了反對形式主義,調研的形式卻落入了形式主義的套路。”

—某部機關制定糾治“五多”為基層減負的措施,在征求意見時,基層官兵并不認可。一位老兵說:“此類措施出臺了不少,真正落實的并不多,就像一陣風,口號喊得震天響、‘五多’還是老樣子。”

那么,第81集團軍推出的“雙十條”為什么這么管用,又有什么不同?

這個故事或許能說明一二:某連下士趙光旭原本煩透了各種死記硬背、迎檢補本,一度態度堅決提出要退伍,“雙十條”措施落地后,官兵可以安心訓練、正常休息,他也滿心歡喜地參加士官選晉考核,并成功留隊。

今天在第81集團軍,還有很多“趙光旭”。據統計,去年一年,該集團軍士官選晉形勢發生較大變化,初、中級士官和上等兵愿意留隊人數較上一年提高近10個百分點,其中不乏大學生士兵、專業骨干和訓練尖子,為部隊轉型建設發展保留了大批人才。

戰士留隊熱情高漲,上級工作組數量減少,下發文電數量下降……聽聞該集團軍的減負成果,許多友鄰單位也在反思:各單位措施層出不窮,“五多”卻久治不絕,“雙十條”為什么能行?本期《軍營觀察》,請看“雙十條”的誕生記。

糾治“五多”措施年年有,能用管用的卻不多

去年5月,面對集團軍糾治“五多”調研小組的一次次提問,某旅偵察營文書牛煜杰提不起一點興趣。

當兵11年,他經歷過太多次這樣的調研。

一開始,他也是滿腔熱情,認真梳理自己遇到的“五多”煩惱,拉單列項記在筆記本上,一五一十地向各級調研組匯報,生怕有“漏網之魚”。

調研組無一例外地聽取他的“吐槽”,做好記錄,還時不時打斷他的講話,仔細詢問情況。

很多調研組成員眉頭緊鎖、憂思的表情,以及最后慷慨激昂做出的承諾,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讓他對糾治“五多”抱有十足的信心。

然而期望越大,失望也越大。每次調研后,要么石沉大海、久久沒有回音,要么好不容易盼來一個措施,也不怎么頂用。在反復經歷過幾次這種“調研-定措-調研”的折騰后,牛煜杰發現,自己身邊的“五多”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,有些反而愈演愈烈。

因此,當這次集團軍調研組再次以“糾治‘五多’”的名義來到基層的時候,牛煜杰壓根就“沒往心里去”,并以一名“座談專業戶”的身份,私下里向戰友們“預言”后續的一系列“步驟”——談話了解情況、寫調研報告、反饋情況,接著沒了下文……

“過陣子,機關還會印發糾治‘五多’的措施,要求部隊不落一人組織傳達學習、逐級對照檢查,每個人要記在本子上、印在腦子里,下一步機關肯定要來檢查提問。”牛煜杰進一步預言:最終這個措施肯定管不住“五多”,措施本身還會成為基層的負擔。

當一切回歸平靜時,下一撥調研即將來臨……這一邏輯關系閉合的“鏈路”,也成為各級反對形式主義和“五多”的通常做法。

同樣提不起興趣的,還有某合成營上士陳早強。作為營新聞骨干,他養成了看報紙的習慣。在梳理新聞中他發現,十幾年來關于糾治“五多”問題的經驗做法時常見諸報端,有的報道甚至來自同一個單位。

見報,就說明措施一直在定、經驗一直在推,但“五多”問題還一直存在。

“盡管各單位紛紛‘下大力’‘出重拳’‘用實招’,出臺各種‘剛性措施’,但紙總歸包不住‘五多’這團火。舊‘五多’還未糾治,新‘五多’穿著各種‘馬甲’又登場。”陳早強形象地打了個比方,作為座談的結束語。

戰士一番話,讓調研組組長徐春紅陷入沉思。

作為牽頭抓基層的處長,自己之前的確沒少圍繞“五多”搞調研,盡管當前出現很多新情況、新問題,但是每次調研發現的問題從本質上講都差不多,糾治“五多”的措施年年有,管用的其實并不多。

先找準糾治措施本身的問題,才能祛除“五多”

年年糾治“五多”,“五多”問題年年糾治不絕,根子究竟在哪兒?

“這個問題的根源,應該不在‘五多’本身,而是出在糾治‘五多’問題的措施上。”徐春紅反思。

為此,徐春紅帶領調研組改變策略,直接由調研“五多”問題,轉變為調研糾治“五多”措施的問題,俯下身子收集官兵意見建議,官兵們一下子打起了精神,踴躍發言。

“天天講‘五多’,可到底什么是‘五多’,怎么樣才算多,措施里通常沒有明確的規定,通知下發了,誰也不承認自己的是‘五多’,糾治自然無處‘動刀’。”某旅勤務保障營教導員宋發認為,不明確“五多”,就像戰場上分不清敵友,無法對敵開火。

對此,某旅組織科干事曾湘感同身受:“不只‘五多’身份不明,還有一些措施內容同樣模糊不清,放之四海而皆準,讓基層看了摸不著頭腦,不知如何落實。”

曾湘介紹,以前試行的某減負措施曾明確提出:各類會議要嚴格按照法規權限、時限召開,不得隨意擴大參會人員,“但法規權限在哪里、具體時限有什么要求、哪些需要擴大哪些不需要擴大……基層也搞不清楚,在實際落實過程中,很多會議依舊擴大到基層營連。”

“有些措施,根本不切合基層實際,一看就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,這樣的措施下發下來,怎能有效果?”某旅偵察營文書牛煜杰舉了一個例子——

某減負措施規定:機關各部門每天只能在下午五點半下發一次文電通知,有緊急通知下發需找值班首長簽批。如此,機關干部為了減少麻煩,能不找首長就不找,各科工作以部門為單位匯總齊全后,按規定時間下發。看上去每天接收的文電數量減少了,但要落實的工作一點沒減少,有些工作本來白天可以完成,現在晚上一撥接一撥地來,大家不得不加班加點。

對此,基層官兵也有普遍性認識——為了減負而減負,不深層次剖析問題背后的根源,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,這樣制定出來的措施,效果可想而知。

缺乏獎懲措施,也是各項機制運行不力的重要因素。“沒有明確制造‘五多’該受何種處罰,就像法律收錄某項罪名,卻沒有出臺相應的懲罰措施一樣可怕。”某旅紀委副書記翟峰由衷感慨,他當兵近20年,走過很多單位,還沒聽聞哪個人因制造“五多”而被追責。

天下之事,不難于立法,而難于法之必行。

很多糾治“五多”的通知,通常都是一下了之,再也沒有人過問,再也沒有人較真,基層當然會把它當成一紙空文。措施一個接一個,本身就降低了措施的力度,增加了基層的麻木感,時間長了,壓減“五多”的措施本身也成了“五多”。

多方努力持續用勁,找到糾治“五多”好舉措

“措施能不能準一點、落地能不能實一點、問效能不能嚴一點……”

工作組返回后及時匯報調研情況,基層官兵對糾治“五多”問題措施的強烈呼喚,深深觸動了集團軍黨委一班人。

這個集團軍先后3次召開工作推進會,向基層官兵征求意見建議,并召開基層建設座談會,突出減輕基層官兵負擔和維護基層合法權益兩個重點,組織各個層面代表聚焦戰斗力標準,圍繞“最反感什么、最關注什么、最期盼什么”交流發言,研究制定《為基層減負增效“雙十條”措施》。

數個通宵達旦,數次推倒重來,起草組成員直言“太難了”。

難在何處?“既要遵守原有‘母法’,不得越線不得逾規,還要超越眾多糾治‘五多’問題的措施,避免陷入無法落地生效的怪圈。”徐春紅說。

上級會議精神、領導講話、安全通報等內容熟悉理解即可,不得事事要求本上有記錄;檢查部隊可抽查基層官兵筆記本,但筆記情況不作為講評依據……說到施行“雙十條”帶來的變化,某旅裝步五連指導員李俊佑最大的感觸,就是規定更具體了、更好去落實了。

以往每逢上級檢查,大到各類會議記錄、登記統計本,小到個人學習筆記、心得體會,官兵們都抱著“記多了肯定沒壞處”的心態一股腦地完善補充,現在“雙十條”有了具體規定要求,該記錄的情況一目了然,省去了不少無用功。

治“五多”并不能一蹴而就。集團軍一位領導說,制定措施只是完成了“上篇文章”,更重要的是要抓好貫徹落實這一“下篇文章”。

他們結合下部隊調研隨機組織“雙十條”落實情況檢查,每季度組織一次對照檢查和問題整改,每半年對落實情況進行檢查講評,對執行措施打折扣、搞變通的堅決進行問責。

同時,根據形勢任務變化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,他們在廣泛征求意見建議基礎上,及時進行修訂完善,確保“雙十條”始終與部隊改革轉型實踐和官兵所思所盼緊密貼合。

當某旅領導把抓安全工作的思路方法作為管理經驗匯報時,被該集團軍領導當場叫停:“安全檢查的工作組一個接一個,與‘雙十條’的具體要求不符,也違背了依法抓建的核心理念。”

問責一次,勝過動員千次。“雙十條”措施施行以來,各旅嚴格落實,并結合單位實際做好“減法”:取消“在外人員聯系登記本”“補課登記本”等6類本本,取消“營區指導組”“晝查夜巡組”等檢查指導機構,取消安全管理、保密安全等8類責任書……

“減”的同時,他們還注重做好配套工作——

抓實干部能力提升工程,不斷提升干部思維層次、統籌能力,強化法治觀念;推動技術手段革新,推行機關智能化辦公系統、實現戰備物資“掃碼式”管理……

某旅作戰支援營教導員王磊說,前不久,集團軍政治工作部創新落實“2.0版本‘雙十條’”,采取各旅交叉互檢的方式檢查政治工作開展情況,減輕了基層迎檢壓力,分享了先進建設理念……官兵們感慨,機關工作作風實了,無謂的折騰少了。

“文電可否歸類下發”“多級重復通知可否精簡”“多個會議可否合并召開”……“雙十條”措施實施一年來,該集團軍各級機關干部辦文辦會時,多問幾個“可否”、主動為基層減負,已經成為一種習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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